在政策层面，随着医保压力的增大，又有陆勇案的发生，这致使国家支付层面一方面要让医保费用不至于穿底，另一方面要兼顾到药品的可及性，因此需要让跨国药企高价、临床必须的产品回归到患者能够用得起的层面。

在此种大背景之下，国家希望与跨国药企坐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选择的降价途径，即通过牺牲一定的市场价格空间，来换取进入国家医保的资格，从而实现“以价换量”。

2015年10月，国家卫计委首联合16个部委（局）建立了药品价格谈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专家全面梳理国内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状况，进行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最终替诺福韦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三种药品降价幅度均在50%以上。2017年4月，人社部又公布了拟进行药价谈判的44个药品名单，经过谈判之后36个产品以谈判的形式入围医保，其中绝大多数为跨国药企产品，降价幅度最高的近70%。

至此，跨国药企在国内降价的趋势基本已经明显，并且可见的是这一降价趋势将会继续延伸下去。抛开专利到期、竞争对手等压力不谈，单从国内的医药市场环境以及政策方向来看，跨国药企进行降价都是一个必然。一方面，医院严格要求药占比、取消药品加成等，使得高价药在医院渠道的销售日益困难，而医院渠道正是跨国药企所重点关注的市场领域。而另一方面，随着一致性评价工作逐渐趋近完成，日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国产仿制药将在医保支付、产品定价方面直接与原研药短兵相接，这势必成为一个不小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国家对于本土创新医药企业的扶持力度正逐渐加大，保证药品的可及性成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习总书记曾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中表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此前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审批制度的意见》也明确强调，申请注册新药的企业须承诺其产品在我国上市销售的价格不高于原产国或我国周边可比市场价格。可见，跨国药企的超国民待遇正在逐渐剥离，未来的医药市场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将重回一个公平的竞争区间，而价格，或许就是这场竞争开始的第一步。